汉人好参源远流长
先秦著述和前四史中未见有关人参的明确记载；人参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代纬书和本草。《神农本草经》：“人参味甘，主补五脏、安精神、定*魄，止惊悸，除邪气，明目、开心、益智，久服轻身延年”。这是对人参药理作用的经典表述，一直影响到当代。图片来自网络，仅供参考从《晋书》开始正史中不乏人参的记述。《晋书·石勒传》载石勒所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，家园中生人参，花叶甚茂，悉成人状。《梁书》将人参当作神草，《隋书》却将人参看成妖草。到了唐代，人参和茶一样成了时尚饮品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太原府、辽州、路州、泽州、幽州、平州、檀州、营州均将人参作土特产进贡。士大夫和文人们亦以人参作为礼品赠送友人，并留下了美妙的诗篇。宋人继承了唐人的这一爱好，亦将人参当作表情达意的佳品。人参真假优劣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情真意切。元代的统治者蒙古族人似乎不崇拜人参。《元史》、《新元史》中均未见人参；倒是《农桑辑要》有一条记载。“治牛疫方，取人参一两，细切水煮汁五升灌入口中”，即可治愈。用人参治牛病，一方面说明牛的重要，另一方面反映人参在元人心目中之地位不是很崇高。明代初期人参的地位亦不十分突出。《明史》中只一次提到人参。但明朝后期国人对人参崇拜达到了惊人的程度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认为人参“治男女一切虚证、发热、自汗、眩晕、头痛、反胃、吐食、滑泻久痢、小便频数淋沥、劳倦内伤、中风、中暑、痿痹、吐血、嗽血、下血、血淋、血崩、胎前产后诸病”。人参被认为能包治百病直接导致了中原人参的灭绝，而国人对人参的需求仍在增长。人参与满族的兴起
人参、貂皮、乌拉草俗称东北三宝。明朝末年中原汉人对人参的需要量越来越大，诱发了东北女真人参采集业的产生。女真人采集人参并不是自己消费，而是通过马市、集市当作商品出售，或者作为方物向明朝进贡。据明档记载，仅万历十一年至十二年在广顺、镇北二关交易中，人参一项即达斤，计值白银三万余两。
清入关前采参业的特权主要掌握在八旗贵族手中；“原定八旗分山采参制，彼此不得越境”。只有个别情况例外，即对功勋卓著的重臣名将，作为奖赏，准予采参。清统一全国之初仍沿袭八旗分山采参制，不久采参的特权由清皇室独享。据《南园丛稿》记载，公元一六七七年，大臣武默讷奉康熙皇帝旨意，去往长白山寻参探宝。武默讷逆松花江而上，到达纳殷今靖宇县，又经辗转，终寻得一处秘境。密林丛生，背阳向阴，星光耀烨，丰茂万千，此处名唤“棒槌沟”。大量的人参依傍着松树在此地生长，且品相极佳。康熙皇帝得讯大喜，拟旨皇封，写道：“龙兴重地，奇迹甚多，宜加封号，永著祀典，以昭国家茂膺神贶。”随即，诏令大臣武默讷、一等御前侍卫费跃色等人在此留守，并此地永行封藏。此地后称“皇封岭”，并形成皇家参场，八旗贵族皆不可染指，所有优质人参唯皇家独采专享。自此皇封参天下扬名，也由此，皇封岭的人参资源三百余年的历史涤荡中得以幸免，使得后世可用，造福大众。入关前采参业为后金灭明提供雄厚的物资基础；入关后清朝皇帝将人参作为赐品享给汉人或外国人。殊不知外国人并不像汉人一样喜爱和崇拜人参。暹罗国王遣使入贡，忌赐人参。康熙帝“加赐人参四斤，特饬使臣归国晓谕国王，恪守规制，益励敬恭”。清朝皇帝亦特赐葡萄牙等国使臣人参诸珍，使西方人知道了中国人对人参的偏爱。后来他们在美洲发展了类似于人参的西洋参，采集或栽培，专供华人享用，也算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回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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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世御品皇封参●始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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